【连载】中国地域性建筑二三事（壹）
中国地域性建筑二三事（壹）
（本文作者为UIUC建筑学大三学生）
摘要： 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发展，是融合了传统建筑语言与西方外来因素，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又被动输入转化为主动输出的成果。 20世纪初的中国，西方宗教的本土化借由多元的思想理论而推行，本土的教堂也建筑寻求到了形式上的融合，新艺术与装饰主义运动为建筑师前辈探寻现代的本土形式提供了契机。国民政府时期，源于民族主义而广泛提倡的传统形式使得地域性建筑的发展步入正轨。
地域性建筑作为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中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在不同的时期均留下了适应地方，社会背景的优秀作品。中国近现代的建筑运动中亦出现了一批主动探寻，积极结合中国地域性建筑与西方先进技术理论的先锋建筑师。他们探讨着与国情和地域特色结合的建筑，为中国的建筑现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地域性建筑作为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中一种健康的类型，它有效地回应建筑所处的自然条件，运用当地自然材料和建造技术，基于当地特有的建筑形式和成就之上发挥创造。在中国现代建筑发展的不同时期，地域性建筑出于不同的目的与立场，被不同身份的群体建造。其发展脉络从某种程度上亦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国情与社会的不同阶段。
一、清代年间
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前期，国家在列强的炮轰下打开国门，给中国的社会，以及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封建社会的制度与思想在一时之间无法与经历人文自由发展的西方社会产生融合。一时之间，社会中产生了就西方文化引入而产生的矛盾。既有“中体西用”这样接纳的西方中庸之道，亦有“闻铁路心惊，睹电杆落泪”的排外思想。在这样混杂的潮流下，西洋古典建筑形式在中国与固有之形式发生碰撞，产生了早期地域性建筑。其中，外国建筑师出于传教或文化侵略的目的，主动寻求中国传统的建筑样式用以缓和文化冲突。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初期的中国教堂建筑。
教堂建筑作为体现西方历史人文的主要建筑形式，在经由传教士传入中国时，遭受了可观的阻力。作为近世中国第一批天主教徒，由于长期浸淫于儒家传统之中，其接受天主教这一异域宗教时，所受文化冲击之剧烈，恐后人难以想象。黄一农先生在《两头蛇：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中，将第一批教徒比作两头蛇，“毕生难共趋，终朝不离咫。屈伸非自甘，左右何能以。”外来信仰与旧传统的碰撞，天主教伦理之于地方治理，为打开国门的中国带来了矛盾与困境。而社会中，则有理念支撑起了中西宗教与文化的融合，逐渐为这些困境带来了解决之道。以韩霖所作《铎书》为首，早在明末清初的时代，便巧妙地融合了天主教伦理，儒家传统和民间善书，以乡约的形式将天主教思想渗入了地方的官僚和教化体制之中。他将“孝”的概念扩充，“圣爱观”的教条与《诗经》里的概念结合。指出中国传统“万物一体”的概念是天主教中“爱人如己”的立足点。
韩霖等清朝文人官员做出的努力，使引入中国的西方宗教也具有了“地域性”。经由概念转化，结合后的天主教条，逐渐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人们在使用传统思想诠释天主教时，也在尝试着采用传统的建筑形式体现这一本土化的宗教信仰。这一过程为清朝民间教堂建筑形式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北京南沟沿救主教堂（中华圣公会教堂），建于1907年，由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总堂主教史嘉乐（Charles Perry Scott, 1847-1929）主持建造。教堂采用双拉丁十字型平面与巴西利卡形式，主体采用硬山形式。建筑材料为中式青砖，灰筒瓦，加以欧洲风格的平面细节处理。值得注意的是，在建筑主体长方硬山的交汇处，有两座中式八角亭作为教堂的钟楼和天窗。中华圣公会教堂的内部承重结构为木结构支撑，木柱和桁架支撑屋顶荷载。教堂的室内装修也大量运用了中国元素，圣坛为木质，配以红木家具及围栏。
中华圣公会教堂作为早期西方教士结合中国传统形式设计的建筑实例，在西式教堂建筑外观“中国化”上成为先例。教堂无论是在外部装饰，还是内部都采用了传统建筑的材料与尺度，采用中式的手法来体现西式的神性。虽然西方宗教礼仪与中国固有建筑形式间存在明显的内在矛盾，但从此一例便可以看出西方教士以及民间人士对于结合西洋宗教与中国建筑来缓冲文化隔阂与矛盾所做出的努力与探讨。
二、国民政府时期
进入20世纪，中国社会在饱受列强文化侵染的环境下，产生了对于“现代”与“传统”间取舍的困惑。由自古盛行的“中庸之道”产生的“中体西用”等思想，在社会上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在建筑领域，受历史和社会环境影响，加之“现代建筑体系与传统体系间的对立”，中国建筑产生了文化本位主义的现象。建筑师们通过复兴中国古典建筑形式，倡导“中国固有之形式”来彰显民族主义和提升民族自豪感。在1927-1937十年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中国近现代建筑兴建古典形式迎来了高潮。一批采用中国形式的公共建筑出现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近代建筑设计的开拓者前辈如杨延宝，吕彦直，董大酋等也在这次反古建筑热潮中贡献了创新的杰作，如广州中山纪念堂，上海市政府大楼，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上海市博物馆等。
广州中山纪念堂，建于1931年，由吕彦直设计。建筑采用传统中国宫殿样式结合西洋平面设计手法。内部结构全部为钢架及钢筋混凝土结构。其主要支撑柱被隐藏在墙壁中间，造成建筑中心位置的巨大宽广空间。建筑外形为攒尖屋顶，下重檐歇山顶抱厦，大气宏伟。吕彦直的中山纪念堂设计完美地结合了西方结构体系与中国传统外形，其在空间巨大，功能复杂的大型建筑的运用可称创新开拓。
广州中山纪念堂（1931），吕彦直
这些建于宣扬民族形式，传统本位年代的建筑，仅在外表上采用传统样式的形态和装饰，但它们的内部结构已经采用西方先进的钢筋混凝土，并且植入了现代的冷暖气设备。与此同时，在这种传统形式与新结构的碰撞中，中国木结构建筑经济性差，缺乏采光，装饰过于繁复的缺点也突显了出来。对于在建筑上的“中西结合”采用何种方法与何种程度，尚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未有较为公认的形式和方法。
随着西方新艺术运动的加剧和中西交流愈发频繁，西方新艺术理论的成果被输入到了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的建筑师们也开始主动探寻属于中国本土的先进现代化建筑体系。可以说，西方的新艺术运动（Art noveau），装饰主义运动（Art deco）对中国现代化建筑的探寻起到了间接的作用。
装饰艺术运动（Art deco）
起源于1925年巴黎艺术博览会的装饰艺术运动（Art deco），将工业设计向机械美学靠拢，意在“维护机械化生产的前提下，使工业产品美化”。装饰艺术派在新艺术（Art noveau）基础之上，将“有机（organic）”造型，升级为“流线型（streamlined）”，“几何型（geometric）”。装饰艺术运动的思想在当时也影响了中国活跃的建筑师前辈，年轻的中国建筑师们运用西方的艺术理念和逻辑，结合中国要素设计建筑，将输入到中国的艺术运动成果转变输出为主动探寻中国现代建筑的动力。
由董大酋先生设计的上海江湾体育馆（1935），在“中国固有之形式”的要求下设计建成。建筑整体拥有现代建筑的外形和功能，门楼的墙面上，有简化的清式纹样装饰及石头檐口装饰。江湾体育馆看台建筑也大体为现代外形，建筑仅在檐口做饰面装饰处理，整体极为简洁明了，是现代建筑外形加之传统装饰的先例。
上海江湾体育馆（1935），董大酋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1934），由华盖事务所赵深，童寯等人设计。由主打设计现代建筑的华盖事务所设计的建筑的平面和立面构图采用西方现代手法。建筑主体包含西洋古典建筑的比例。在建筑装饰和细部处理方面，有简化的斗栱装饰位于挑檐下部。可以看出，建筑师吸收了西方装饰艺术运动的简化做法，将古典装饰变为元素融入了现代建筑的整体中。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1934），童寯
日趋现代化的中国建筑，在西方艺术和建筑运动中吸取营养，逐步发展出结合中国传统和现代建筑融合的地域性建筑。许多同一时期的作品在整体上以现代建筑作为形态，舍弃了大屋顶，繁杂的装饰，以更加简化的形象将中国装饰融入了建筑。在整体上，这些建筑使用现代结构和形态，化解了中国传统形态和西方结构的矛盾。
参考文献：
1、邹德侬：《中国现代建筑二十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2、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3、（明）韩霖著，孙尚扬、肖青和校注：《<铎书>校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
4、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